色诺芬在其传世之作《回忆苏格拉底》中大量记载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的言行。最悲痛处在于苏格拉底在进行了著名的法庭申辩后，坦然赴死。“苏格拉底说他一辈子除了考虑什么是正义，什么是非正义，并且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以外，任何别的事都没有做，他认为这就是他为自己所作的最好的辩护。”

    法律从业者的惯性思维是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，寻找解决方案。他会思索这个问题合法否？合理否？此为典型的职业性思维。此思维使得从业者职业化程度逐渐加深，诸事就事论事考量。这是长期专业化训练的结果，也是久而久之的自然反应。但是，凡事皆有其两面性。当头脑里满载制度化规章条文的时候，却不知不觉中与这个世界自然而然的那一面渐行渐远。所以，在西方的法学院，呼法律学习者以外的人为“Layman”，即“门外汉”之意。如果当一个人谋得一种技能却失却了本有对世界的认识，那么与欲修“葵花宝典”而自宫的东方不败有何区别？长期从事一项工作，不可否认，会有此职业化倾向，乃至条件反射。这个职业之成就还可以带来无数的功名利禄，却与质朴的人情慢慢分离。《魔鬼代言人》中的主人公罗麦斯，出卖灵魂，为打赢官司不择手段。此时，试问良知在法律从业者中当居何位置？

    在商场如战场的当下，法律从业者审查合同不得不多长心眼。合同上之争执是智斗，双方绞尽脑汁，互相提防算计，各自攻守。一位优秀的律师朋友长期从事此工作，练就一身好本事。但是，在平日中“信任”二字他却慢慢地难以感受到了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描述“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，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。”的商业社会下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，陷阱深、地雷多。合同所规范的即是意思自治下的利益交换。当一个社会各种利益都以制度来规范，那么懂得如何规范的人，就变得炙手可热了。西方社会律师职业备受推崇。但是，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些富翁为打赢官司，请优秀的律师组成“梦之队”，此时正义就退居其次了，成为金钱的奴仆。律师也成了讼棍。我们往往扼腕于正义之无力，却没有反思深刻的社会背景。资本主义的土壤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法律。毕竟，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。此土壤下的制度规范着社会中的人。那么人的行为、价值取向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    在构建法律蓝图的过程中，立法者要认识到社会价值取向是靠制度来规范、引导。如果立法稍有不慎，那么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将会偏离。立法是极具智慧的活，既是对既得利益的巩固，也是对未来利益进行导向性地指明。古巴比伦的《汉莫拉比法典》、古希腊的梭伦立法、美国开国先哲们的立法，都不仅是技术性地从事，更是心存良知，以良知来指引立法工作。以此所立良善之法才会长存于世界。当然，历史的局限性总是存在。较之恶法，虽然按照实在法原理“恶法亦法”，以政治强权为后盾。但是，所违者是人类普遍的接受的正义，岂能长久？

    立法者受制于社会现实，倘若罔顾现实而理想立法，则难以行之，但是罔顾理想而迁就现实则行之难久。如此而言，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下，心存良知而行事游刃其间，实属不易。但是，法律从业者无论何时，都要把住良知，保护弱者，维护正义，这是作为法律从业者的最基本价值观，莫要迷失于茫茫利益之中。“正义的守护者”如苏格拉底虽然逝去千年，却把对正义的守护职责代代传承。